韩琦身为枢密副使，西北四路大总管，直接掌握了数万禁军，还有两三倍的番军，可是年纪不大，才三十多岁。
虽然年轻，他已经位列中枢了，甚至在范仲淹主持朝政的时候，一直都是范仲淹的副手的存在，这样的地位，已经算是北宋绝对的领导层，他有资格知道很多隐藏在朝政背后的东西。
很多东西，只有级别到了一定的程度，才能够了解，有些事情，如果面向整个国民，或者整个官员层次，那最终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
西夏算是一个跳梁小丑，可是，因为西夏的骚扰，让边疆的局势越来越恶化。
土地荒废，降雨减少，人员匮乏，这就是边疆最大的危机，边境四路，在韩琦到达的时候，实际上，已经变成了专职的军州，几乎完全务农或者是牧业的，完全没有，所有的一切，从上到下，都是跟军事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这样可以集中力量到一起，让边疆拥有着强大的力量，却也给中枢巨大的压力。
从好水川时候，每年两三百万贯，到庆历四年的六七百万贯，这个增长幅度，沉重的压在了中枢身上。
叶清臣有时候根本不敢开启大型的工程，甚至小型的投入也缝缝补补，在韩琦到西北四路的时候，整个枢密院和中枢，都已经确定，要插手到辽夏之战，这中间可能会有一场大战，可是最终，韩琦带走的，只有3o万贯。
西北已经成为一个顽疾，一个沉重的压在中枢吸血的顽疾。
北宋朝中，不缺能人，甚至为了解决西北的问题，不少人都在做这个方面的工作，解决西北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，填充实边，这本就是封建王朝，解决边患的一个既定战略，而且在历史上，很多次，都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。
可是这个不是什么该不该的问题，而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，边境之所以多有问题，原因就是在于边境的基础不够，填充实边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可是这个方案最大掣肘就在于，环境的问题。
如果西北这边，能够展的跟和河北一样好，那么整个北宋才算是固若金汤，牢不可破。
兵民兵民，兵是从民之中诞生的，民也可以供养兵，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，没有足够的人员，没有强大的基础，单纯依靠外来输出的防护，根本无法抵挡可能出现的危险。
大量的民众前往，如果本身不能够养活自己，不能够产出足够的粮食，无法支撑起他们活下来物质的话，那就是更大的包袱，支撑几十万的军民，已经是北宋能够做到的极限的，再多上几倍，北宋不用别人打，本身就会垮掉。
以前是没有这个基础的，西北能够保证现在的稳定，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，弄大量的人到西北，别人没有过来，还造成了巨大的动荡。
人要是活不下去，没有饭吃，那么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出来的。
解饿的灾民，如同蝗虫一样的吃掉一切，一旦有人引头，揭竿而起，会带来什么。
韩琦最初被调来西北的目的，并不是为了干涉辽夏之战，而是为了坐镇西北，陕西的旱灾，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几个州郡的绝收，没有一个有能力，且影响力强大的重臣坐镇，说不定就会出乱子。
韩琦完美的解决了这一切，不是3o万贯的作用，这个只是一个引子，真正的作用，还是哪里靠近内6，就算是起了乱子，也不会有巨大的影响，真的是西北四路，靠近边境的位置，引了这么巨大的灾害的话，一旦西夏介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这一切，伴随着灵州水利彻底的改变，原来贫瘠的，只能够长草，连放牧都有些不太合适的西北，却变成了塞上江南。
一个可能会拥有过5ooo万亩水浇地的西北，跟原来，土地贫瘠，随时都有可能面对战争的西北，这是两回事。
他们拥有足够的基础，去容纳更多的人口，拥有了容纳庞大人口的基础，那么接下来，所要做到的，就是要填充这些人口，让这些人去挥作用，就能够让西北越来越强大。
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，是一个稳定边疆的最好的方法，有了这个作为根基，哪怕只是把这个远景挥出来十分之一，也是一个可怕的数字，对于边疆的稳固，将会是定海神针一样。
如果朝堂上的衮衮诸公想要整个北宋稳定，边关安宁，同意这个只是时间问题。
这一点，韩琦是有巨大的信心的，韩琦是北宋少有，年富力强，各方面经验非常丰富的官员之一，否则的话，为什么当时回京的时候，是他以3o多岁的年纪，成为了范仲淹的副手，甚至在范仲淹的变法之中，起到了相当的作用。
为什么参与到范仲淹的变法之中，就是因为，整个北宋已经到了不变不行的程度了，不变法，那就是慢性的死，变法的话，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重新崛起，改掉问题，另外一种，是加死亡。
范仲淹，着实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人，也是个人操守的北宋之冠，就算是韩琦这样，年轻前途无量的，也不敢保证自己的各方面都完美无瑕，可是范仲淹却可以做到。
最大的魄力，实际上是在变法上面，北宋仁宗一朝，贤臣无数，只要是能够接触到北宋的实际情况，都会知道，目前北宋只是仁宗和朝堂诸公勉强维持，一旦出现大规模的变故，将无法挽回。
看出来的多，真正能够有魄力，提出变法，并且踏踏实实的去做的，朝堂之上，只有范仲淹一人。
正是这种精神，吸引了一大批的年轻的才俊追随，其中就包括了韩琦，富弼这样出色的人才，才让短短一年的时间之中，出了众多的变法。
追随者众多，反对的更多，为什么要变法，那是朝堂出了问题，北宋可以说是整个封建王朝最为富庶的，人口和财富这两者已经说明问题了。
别的王朝，往往要到一两百年之后，才会出现问题，才会矛盾重重的，可是北宋，这才七八十年，就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，为什么，就是有人得到了不该拿到的东西的，并且逐步加大这个口子。
这个根源，是在赵匡胤杯酒释兵权，彻底让武将放下刀兵，又成立了将门，他们在政治上面的没有了可以追求的东西，就只能够在商业，在财富上面。
同时，为了压制将门，赵宋无限的拔高了读书人的待遇，官家于士大夫共治天下，也是如此，这些读书人之中，有一部分，也参与到了这个财富的瓜分之中，加剧了这个变化。
将门的迅腐化，巧取豪夺比比皆是，加上土地兼并，还有众多其他的问题，底层无法保护，就无法保持稳定。
范仲淹的新法，几乎是直至核心，对所有既得利益者和权贵动手。
这些人包括了将门，还有读书人之中一部分，打击面太大了。
得到了仁宗的支持，范仲淹以枢密副使的身份，主持朝政，可以说，连相都无法挡住他的锋芒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这些权贵，可能一家一户，没有范仲淹强大。
一般而言，这些欺软怕硬的权贵，是不太可能跟范仲淹直接冲突的，可是范仲淹是挖掘他们的根基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他们岂会轻易的放手。
这些权贵，没有可能更进一步，这些家财，这些地位就是他们的全部了，范仲淹这么动手，他们当然会引反弹。
他们没有实力跟范仲淹正面对抗，却会用种种的方法，延缓新法的颁布。
任何的制度，都是要人来执行的，再好的制度，面对着执行人的问题，也会有巨大的问题，这些权贵们所用的，就是这一招。
不说违反你的命令，只是阴奉阳违，或者是拒不执行，新法很难向下推行，有时候，甚至连汴梁城都出不了。
一个文官，还是有抱负的文官，怎么可能跟他们这些权贵结合起来对抗，可是范仲淹面对着对手的势力，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后退，他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之下，想尽千方百计，准备强行推行新法实行，最终犯了忌讳，插手科举。
这是大忌，哪怕北宋，士大夫于官家共治天下，却有些东西，是无法动的，科举就是其中一个关键的点，当范仲淹插手科举，就注定了他的命运，哪怕他的操守可以相信，哪怕他的目的，规矩就是规矩。
仁宗的掌控能力，可比神宗强大太多，王安石的变法，也是插手科举，最终造成的是北宋最后一丝元气，彻底的消失，党争开始出现，并且葬送了北宋的命运，可是仁宗，现不对，立刻改变，哪怕面对的是范仲淹。
仁宗很清楚，范仲淹没有一个心思，可是他不敢赌，更不敢让这个规矩彻底的废掉，在两者差别之下，选择了稳定朝政。
这也成为变法派转折点，他们的一切力量，都来源于仁宗的支持，仁宗支持的时候，他可以毫无顾忌的施政，当仁宗的支持不再的时候，他也只是一个枢密副使，甚至是即将被罢黜的枢密副使，轰轰烈烈的庆历变法，就在这个时候戛然而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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